康有为的书法观似乎并不那么纯粹。他研究书法的缘起是因为政治失意，而在研究书法过程中也时时不忘更重要的政治—他经常下意识地用书法寓变法之意，书法成了‘一种煤介而不是研究目标。如果不是康有为本人出众的历史洞察力与发掘眼光，如果不是他对北碑流派的全面整理的贡献，《广艺舟双揖》仅留下一个政治的投影，真不知如何面对读者。
   作为一个反面的例证，则在戊戌变法遭败，即自称“维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游遍四州、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之时，他也无暇问津书学。 这是明确地把书法与治世之道相类比。人心趋变，书变既是不可阻挡，那么康有为的变法图强岂不也顺理成章地必胜吗?乃至还有开新与守旧两党的划分，还有对苏东坡米襄阳与蔡君漠的党类划分，干此看来，说康有为是借书法来曲折地抒泄他的被压抑的政治理想，我想是人人首肯的n即那么，《广艺舟双揖》作为康有为的书法观的集中体现，无论是反复强调的“变”，还是对卑唐尊魏的偏颇立场，或还有各种党的分类，说它是染有政治投影，并非纯出学术研究目的，应该是无可置疑的。 以康有为的类型与前述沈曾植、吴昌硕相比，我们发现他更近于沈曾植。沈是宦海中人，康有为则热心变法，在政治上不甘寂寞。沈曾植从事书法是在辛亥之后清廷无望之际，康有为潜心书法也是在上书失败心情忧闷无处排遣之时。在《广艺舟双揖)) 1889年脱稿、两年后刻刊行世后，戊戌八月、庚子正月曾两遭圣旨毁板查禁。有学者说这不是出于本书对清廷的冒犯，而是受作者盛名之累，但我并不以为如此。书中对书法与治法、开新与守旧的直言斥责，乃至划分党群、判定胜败，这一切都与时事密切相关而为清廷所不容，查禁此书，岂只因为作者的缘故?倘若此书不出康氏之手，只要有这些内容，在慈禧太后及反对“戊戌变法”的一班大臣眼中也还是不可容忍的。他们虽然不懂书法，但对于这些犯禁的内容是不会等闲视之的。那么同样地，《广艺舟双揖》屡禁不绝，7年间印刷达18次，如此受到读者欢迎，其间缘由，怕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书法其表政治其里的言辞，仅仅是书论著述，时人怕未必有此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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