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的书法观似乎并不那么纯粹。他研究书法的缘起是因为政治失意，而在研究书法过程中也时时不忘更重要的政治—他经常下意识地用书法寓变法之意，书法成了‘一种煤介而不是研究目标。如果不是康有为本人出众的历史洞察力与发掘眼光，如果不是他对北碑流派的全面整理的贡献，《广艺舟双揖》仅留下一个政治的投影，真不知如何面对读者。
    以康有为的类型与前述沈曾植、吴昌硕相比，我们发现他更近于沈曾植。沈是宦海中人，康有为则热心变法，在政治上不甘寂寞。沈曾植从事书法是在辛亥之后清廷无望之际，康有为潜心书法也是在上书失败心情忧闷无处排遣之时。作为一个反面的例证，则在戊戌变法遭败，康有为先亡命日本，即自称“维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游遍四州、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之时，他也无暇问津书学。此外，沈曾植以大儒享世，于舆地、刑法、考据诸学十分精通，康有为除《广艺舟双揖》(原名《书镜)})外，Nil有《文镜》、《画镜》、《万木草堂藏画目记》、《万木草堂藏百国古器图画记》，政论文章为其大端。据张伯祯《万木草堂丛书目录》载经史子集合计共有137种，著名的《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日本明治变政考》等，使我们感受到明显的政治评论家气息，它在本质上更近于学问家而不是艺术家。
    当然，是政治评论家而不是地道的学问家。沈曾植的学问至少在表面上是不那么功利的。他虽然也同情变法，但他的舆地诸学于政治并无直接关碍，因此他是个“大儒”—不因时沉浮、永远高居学问宝塔尖上的儒。康有为却是直接针眨时事，托古讽今是他做学问的宗旨，因此他不会有沈曾植那样闲散醇雅的态度。忧国忧民再加上不甘沉沦，使他必然在学术上稍有偏激(这也正是变法的特征)，书法即是他的一种权宜选择，当然也不能脱出其外。因此，沈曾植是学者纯儒，康有为更像个政治家或思想家。  康有为与吴昌硕之间本来似乎缺少共同点。最大的区别是在于康有为科举起家，以学问而兼及书法。

本文原创者：朱永正书法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