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朝三百年的统治历史中，清统治者出于巩固少数民族统治绝大多数民族的目的，保留、提倡合乎统治者心愿的汉民族原有的文化，使得书法艺术在几代统治者的向慕中，及其社会文化背景的外部刺激下，作出了“守中求变”的发展，谱写了中国古代书法史上最后的灿烂篇章。 清代书法的群体风格美，主导倾向可以概括为“尚质”.所谓质，窦蒙《述书赋语例字格》释为:“自少妖妍为质.”其内涵就是古拙劲质等.若从书艺风格历史递变的流程来看，清人之“质”与元明之“态”，在美学上呈现出鲜明的比照，显然，“质”对于“态”后者具有反拨的意味.
      清人书法去妖妍、趋质朴的审美时尚的确立并非偶然，是在多种社会动因的影响下逐步形成的。首先，清初学风大变，顾炎武首开实事求是的朴学之风.乾隆、嘉庆时学者们继而潜心古学，以经史为务，故汉学复兴，考据之风大盛.他们反对宋儒空谈义理，推祟汉儒朴实治学之风，史称“乾嘉学派”，其学风对书法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乾嘉学派中本身书家辈出，他们或精于古篆隶，或兼研金石学，书学和文字学自然被他们沟通，且不同程度地表现出尚质的倾向.其次，“千载一时”的考据之风，也波及于诗文理论.清代诗文领域里的种种尚质之说，又和书坛上的尚质之风有着或现或隐、或多或少的文化联系。再次，书法自身的发展，碑学对帖学的取代更成为主要的动因.至于清代书坛，康有为《广艺舟双揖》中说:“国朝书法凡有四变:康、雍之世，专仿香光;乾隆之代，竞讲子昂;率更贵于嘉、道之间，北碑萌芽于咸、同之际.”论书者往往以嘉道为界，将清代前期称之为帖学时期，后期称之为碑学期限.帖学自宋代至明代，都被崇尚，并延至清朝前期.人清以来，由于康、乾二主所推崇，黄其昌、书风先后被尊，左右书坛达百年之久，终以其丰圆纤柔日久，令人生厌.乾、嘉之后，碑学兴起，新碑层出不穷，变态无方，豁人心目，引人人胜，因而人人临习，蔚然成风.除了北碑而外，篆、隶碑刻也广为流行.此外，又得书学理论对碑学的推波助澜，其中有代表性的如阮元的《北碑南帖论》、包世臣的《艺舟双揖)).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揖》等.在这种帖衰碑盛的大趋势下，书家们纷纷舍帖就碑，无不得力于碑学，加上创造意识和个性色彩的渗透，他们又都人碑而能出碑，各自成为一家。除个体风格外，其群体特征表现为醇古、劲质、牛卜茂的风格美。   清人尚质书风虽于各种书体均有体现，但最能代表那个时代文化氛围和书人精神气质的是篆书和隶书。篆、隶均属古体，本身具有“质”的特点.清代让几乎在书坛销声匿迹的篆、隶得以复兴，不断趋于兴盛，涌现出一大批篆、隶名家，逐步形成“古质”的书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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