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时期，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儒家思想确立为王朝的思想正统，并为《诗经》、《尚书》、《周易》、《礼》、《春秋》等儒家经典设立博士以递相传授。官吏的选拔也改为以是否通晓儒家经典为标准，儒学与仕途结合起来，西汉初期按《尉律》考核学童的制度逐渐废弃，八体书法任由间里书师教习，而不再作为考试取士的内容，文字之学也因此而衰落，研习书法的人日渐减少。汉平帝时期，执政的外戚王莽为了笼络人心，于元始四年下令征召天下通晓儒家经典一部以上，以及娴熟月令、兵法、史籀文字等的专门人才，其中通晓文字学者有一百多人。王莽居摄年间，命大司空甄丰校定古籍，将文字加以改定，确定六种书体：一为古文，即汉景帝时鲁恭王坏孔子故宅，于墙壁之中所发现的古代书籍上所使用的字体;二为奇字，即古文而又较为特异的字体。三为篆书，即小篆，四为佐书，即从秦代开始使用的隶书。五为缪篆，即用于摹刻印章的字体;六为鸟虫书，即用于书写旗帜和符节的字体。其中的隶书当时已经在日常书写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汉代文字之学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今文和古文之争，与之相联系的是儒家经学的今文经学派和古文经学派之争。在秦代，尽管朝廷颁行了李斯、赵高、胡毋敬所编纂的《仓颉篇》、《爰历篇》和《博学篇》作为全国学童识字书字的标准，但因秦朝统治时间太短，没有得到真正的执行，社会所通行的仍然是书写较为简易的隶书。从四川、甘肃和湖北、湖南等地的秦代墓葬中所发掘的秦代简牍来看，当时用于书写朝廷律令的字体就是隶书，这种情况到汉代依然没有改变。西汉初期整理写定古代文化典籍时所使用的字体就是这种隶书，被称为今文经。汉武帝时期，鲁恭王拆毁孔子故宅，在墙壁中发现一批用先秦古文字体写定的古籍，并将其进献给朝廷，被称为古文经。由于这批古文经的内容与字体和当时通行的今文经在字体和文字内容上有很大差别，如果加以传播就会严重影响今文经师们的既得利益，因此受到今文经师的强烈抵制。汉哀帝时，学者刘歆曾上书朝廷，要求将这批古文经立为学官，即朝廷正式官学，遭到习学今文经书的官僚和博士的强烈反对。王莽执政后，为给自己篡夺汉朝政权寻找根据，也为了拉拢士人，遂接受刘故的建议，将古文经学立为学官，古文从此成为六书(字体)之首。东汉一代，虽然古文经学一直没有被立为学官，却越来越流行，并最终战胜今文经学，成为中国儒家经学的主流。东汉时期出现了许多古文经学大师，如马融、许慎、郑玄等。他们为研究古文经典而精研古文奇字，对先秦古文字的研究和传承做出了巨大贡献。而古文经学家许慎所编撰的《说文解字》，更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空前巨著。
       汉代的教育事业已经相当发达，教授儿童识字和书写的书馆、学馆、书舍、蒙学等广泛分布于广大乡村。儿童学书识字既成，即可进入郡学、太学深造，或进入著名经学大师所设立的私人教学机构“精舍”、“精庐”等继续深造。除了平民百姓，皇帝、诸王子以及贵族官宦子女等从小也要识字、学书，许多人因此养成了对于书法的爱好，并达到很高的水平，如汉元帝、孝成许皇后、汉安帝、和熹邓皇后、梁皇后、北海敬王刘兴等都是如此。到东汉中后期，社会上已经出现了一批著名的书法家，如曹喜、杜操、班固、罗晖、赵袭等。喜爱艺术的汉灵帝甚至在洛阳鸿都门内专门设立了鸿都门学，用以招揽天下人才。进入鸿都门学的人或“献赋一篇，或鸟篆盈简，”即可位升郎中，形图丹青，得到灵帝的宠信与重用。虽然鸿都门学中有不少利禄之徒，并因此而遭到大臣们的强烈反对，汉灵帝却不为所动。进入鸿都门学的著名书法家有梁鹄、师宜官、毛弘等人，在当时和后世都有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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