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王羲之传本《姨母帖》、《丧乱帖》、《孔侍中帖》，郭沫若认为“仔细推敲起来，用笔与《宝子》、《杨阳》及王谢墓志等尚有一脉相通之处”，“原迹是否王羲之亲笔或其晚年代笔者所作，无法判定”。这一点，在对立面的商承柞的文章中获得完全的响应“因未经较多次的转幕廓填，故《兰亭序帖》与《丧乱帖》等自有距离”，当然它也就比较接近原作风貌。关于《兰亭序》，郭沫若认为靠不住，应是陈隋人书;以商承柞上述口气看，他既承认《兰亭序》与《丧乱帖》等有距离“不管是传世的神龙本以及定武石刻本，皆属唐人辗转益摹钩填，由干辗转叠摹者‘间用我法’，笔法神韵与原迹逐渐失真而相去日远”，结论也是相近的。区别只是在于商承柞仍坚持王羲之作，而郭沫若否之，但如承认“失真”和“相去日远”;即使能言之凿凿，于郭沫若的出发点又有多大差别呢?     
    两者之间最大的不同，是在于双方对某些关键的论点所持的判断标准截然不同。比如，作为郭沫若的证据之一是东晋时书必须有隶书笔意，但这是个很难界定的范围。仅仅是蚕头燕尾，它就是隶书本身，毋庸“笔意”，要考虑到结构造型的变化和用笔内敛范围的变化，则凡不外挑者都可以自谓有隶书笔意。如郭沫若认为《颜刘志》、《李柏文书》、《姨母帖》、《丧乱帖》、《孔侍中帖》都有隶书笔意但未必波挑;商承柞却以没有波挑而否认它有隶意。最有趣的是对陆机《平复帖》的判断，郭沫若认为是典型的隶意，“与《兰亭序》书法大有时代性的悬隔”.而商承柞却认为《平复帖》毫无隶意，只是用退毫作书，“由于毫锋已蚀，写时不易显示出其轻重笔势，看起来好象朴实、厚重”。从对王氏诸帖相对于王羲之的“失真”与“相去日远”，到对当时《平复帖》、《李柏文书》，等等评价，我们看到了始同终异;或者更准确地说，在以东晋为标志时见解判断相同，在以隶书作为比较点时见解判断相异的情况。
    要寻找这种种异同之间的微妙关系，必须再回到讨论的起点上来。与有目共睹的王羲之其他传世作品相比，《兰亭序》的差异是一目了然的。对于这一事实，谁也不会否认。但对于一个笼统的“隶书笔意”的标准，其间弹性太大，言人人殊，当然就很可以据已意加工一番。或以貌取质，或以小指大，一个约定俗成的立场，一旦被放在论辩场合，马上会显得可疑起来，并且，这并不是事实考证一一那得有依据，这是个人的感觉与理解问题。
    整个“兰亭论辩”在很多具体环节上都有类似问题。“兰亭论辩”之所以一直提取不出公认的结论，就是因为论辩双方的n)l立场太多，针对对方的辩驳常常不是抓主流的基本观点;而是一枝一节的只言片语，即使有时辩出个究竟，但也干事实无补。而且，高层次的辩论还应该站在对方立场上考虑问题，对有些观点即使不合已意却要有理解的诚意，除非理解之后发现还有逻辑上的问题，才有必要进行深入的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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