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老群书家之所以能构成“群”，当然也还是因为它的普遍性。遍布全国大都市而不仅仅限于上海这个商埠，使我们对这一现象不得不花力气作一番深人研究。商埠的经济较活，买卖也较为畅通，但北京并不是资本经济很容易生长的地方，除了以此糊口的个人原因之外，我想也有社会原因。在新旧体制交替之际，人们一时间可能对旧痕迹深恶痛绝，但这并不是全文化层的必然态度。以津津乐道于状元探花的习惯心态并未被冲刷殆尽，仍然在社会中下层广泛流行着，因此，遗老书家们并非是以艺术上的精湛造诣胜，而是以其迎合市民心理的特殊身份胜。对于一个以后不会再有翰林、状元公的社会中人来说，能得到一件陈宝深或刘春霖的作品，不管如何千篇一律布如算子，也仍然是很荣幸的，它可以成为对过去社会的缅怀，也可以满足猎奇的嗜好，更可以借此获得吉祥梦想的安慰。但不管这种种原因有多少它们都是一种社会价值而不是艺术价值。
    这并不等于说遗老们的书法就没有艺术性。魏碱的北碑、章侵的章草、沈卫的颜体、孙做的甲骨文、王同愈的欧体......有着相当的水平。    这也并不等于说遗老们的视野十分狭窄，能如此广学各家而不完全随着正统的北碑走，本身就表明遗老们不再信奉唯一的教条，书法不是治国平天下，不必唯皇帝最至高无上。“小技”的认识看起来对书法不利，无路可走后的迫不得已更使书法在他们手中像随手弃取的尤物，但这种种不利因素相加，却使遗老们不至于用太认真因而太僵化的慕敬态度视书法，其结果是给书法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生趣。我们自然不能说是这些遗老代表了民初书坛的主力，但他们的自由与活泼态度的确使人大出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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