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区域定派在过去印刷术落后，交通闭塞的情况下有很大的可行性。但在今天却不免会顾此失彼。身居穷乡僻壤，得一古拓终身事之不旁鹜、或以乡前贤为师，造成了一种必然的区域限制—既不能行万里路，又不能读万卷书(各种碑帖)。剩下的当然只有狭窄的、可能获得的局部信息，深入钻研用志不分与为它所囿是辩证地存在着的。南北书派划分的前提是南北交通的阻断—致使不能进行文化的冲撞、介人与融解，各自成为一个封闭的内循环系统生生不息。故尔南北朝的隔断最明显，其书派分布也最明显。唐宋以后隔断被大一统所取代，于是王羲之才有可能成为正宗。不然，北碑雄强的遗风是不会奉王羲之为书圣的，它必然会有自己的书圣。反过来也一样，清代碑学兴起朝野翁然学汉魏遗迹，倘若也是南北分治，那么帖学派也未必会无路可投。当然，这只是一种大的分野，落实到更具体的区域，则普遍的闭塞和书法活动的个体化，使总体上的“南北书派论”仍然以另一种生存方式继续延伸着。
     建国以后的大一统方式和几次大规模的中日书法交流联展，为集中全国各地的书法力量以组织一个“书坛”实体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基础。但由于书法活动太少而且质量有限，书法还是不能从总体上摆脱石气人化的传统观念的笼罩，这使得今天的书法腾飞必须正视已有的条件与前提。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成立的几个书法篆刻研究会，除了上海、杭州等活动稍多些，其他也不了了之，有的则干脆成立不起来(如天津在1961年也有成立书法研究会的意向，筹备工作开展不久即宣告下马)。作为群体的形式或有之，但作为群体实际的凝聚力则大有可虑—事实上当时也还未习惯于组织化、效率化的工作标准。当代书法界面临的，就是这样的严峻现实。
    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书法活动组织化先声夺人，依靠舆论的支持，开始了群体意识崛起的新步伐。但相比而言，组织形式的产生毕竟容易得多，而组织群体作为一种观念的深入人心，并且还要在风格上投射出来，这却不是一跳而就的。它需要孕育、深化和融会。80年代初，借助于全国展览大赛的声势与能量，书法界朋友们跨区域联系交流的不在少数，但却很少有人能提高这种联系交流的质量，把它变成一种风格流派上的跨区域尝试。反过来，由于当时出版物也相对不多，能见到的古代名迹还是有限，于是追随乡贤以求速成的模式也依然有生命力，这使得区域性风格成为必然的归宿。
    得历史悠久、人文荟萃的地利之便，江苏、浙江两省的书法力量相对较强。上海虽然不能说历史悠久，但基于它在近代中国有特殊的文化和商业地位，又有20世纪60年代沈尹默集群的大力提倡，因此在全国也仍然是首屈一指的书法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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