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金石气”，“金”乃指金属，这里说的是种种铜器铭文，如鼎彝、铜镜、钱币及各式铜器上的铭文书迹。“石”乃指刻石书迹，诸如碑、志、造像记、摩崖刻铭及其他各式刻石书迹。“气”则是“气息”、“趣味”之谓。早在明末清初，王铎即提出:“学书不参透古碑，书法终不古，为俗笔多也。但他并未明确意识到所谓“金石气”，而是以追求古意的审美意识提倡取法碑刻书迹的。实质上，其所谓“古”，即是碑与帖迥然不同的书美意趣，这种意趣凝重、朴厚、刚多于柔，并在一定程度上包含了因历史久远而造成的剥蚀、风化的非人工意味，所以我们看王铎的书法，虽以帖法为其主干，但又兼含有浓重的碑意，这一点在其真书、行书中十分显然，即其行草、狂草的线质和点画的起止、转折用笔形态也显示出其参透古碑而养成的骨力。
    至清代碑学盛期，有阮元著《北碑南帖论》，文中提出“短笺长卷，意态挥洒，则帖擅其长;界格方严，法书深刻，则碑据其胜”，已在实际上明确点出了金石气与书卷气的不同趣味。阮氏将北碑与晋帖相较，前者往往端严沉厚，因镌刻更增其刚直朴茂之质;后者则出自随意挥写，往往流美灵润，巧妙多姿。而崇尚质朴，正是碑学书家们的意趣追求，所以碑学书家们竞相取法商周秦汉魏晋南北朝刻铸铭文书迹，致使一个时代的书风以金石气为其书美特征。
    近世书画家潘天寿先生说:“石鼓、钟鼎、汉魏碑刻，有一种雄浑古拙之感，此即所谓‘金石味’。......古人粗豪朴厚，作文写字，自有一股雄悍之气。然此种‘金石味’也与制作过程、与时间的磨损有关。金文的朴茂与浇铸有关，魏碑的刚劲与刀刻有关，石鼓、汉隶，斑剥风蚀，苍古之气益醇。古代的石雕、壁画，也都有这种情况。这些艺术品，在当时刚刚创作出来的时候，自然是已经很好，而在千百年以后的现在看来，则往往更好。之所以“在千百年以后的现在看来，则往往更好”，就是因为这些刻铸铭文书迹经过制作工艺的作用和悠久历史的风化剥蚀过程，这些因素使书法的面目增添了许多原本所不具备的美感，即所谓“古意”、“金石气”等。清代碑学书家们就是在这里发现了与帖系书迹迥然不同的新的书美，并以柔翰仿效其意。   其成功的艺术实践，不仅创造了清代碑学书风的新的书美境界，而且创造性地发展了书法艺术的形式表现技巧，尤其是笔法。必须指出的是，石鼓、钟鼎、汉魏碑刻等古代刻铸铭文书迹的金石气，本出自工艺制作的必然和风化剥蚀的天然，非人为追求。后人的自觉效法，将其意趣融入笔法，是出自其主观的审美意识和艺术表现欲，这是一种自觉的艺术创造。
    与之相对而言，晋唐法帖则为书卷气的典型。诸如尺犊、卷、册之类的墨迹皆归于帖，而《阁帖》之类则是以这些墨迹勾摹刻成(刻帖是在印刷术未发明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其功用同于印刷品)，力求忠实于墨迹，但笔墨的微妙变化则无法再现。并且，因幕、刻、拓的工艺程序的作用，与原迹有相当的距离，几经翻刻的法帖就更加失真严重。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宋以后、清代碑学书风大盛以前，学书者一般均依靠刻帖，有条件直接取法于法书墨迹者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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