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初民以尖锐器在洞壁刻划线条，这些线条是用来记事还是有其他用途，不得而知。如果不把问题追溯到那样遥远的时代，至少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我们的祖先已经成功地运用线条去作陶器的装饰了。尤可注意的是，这些线条，不是作为勾描物象轮廓的辅助性手段，而是独立的，即仅仅是由它们自身来完成装饰任务，或者说，它们具有独立价值的美感。这一点非常有意义，与我们的论题有密切的关系。纵观各文明古国，在同一历史时期，还没有这样突出的例子，即大量地用线条去创造装饰美。
     西方绘画的线条，主要是用以去构成明暗.体现客体的结构。它本身只是手段，离开体、面，便无从评价线条的优劣成败。极端一点说，它没有多大的独立审美价值。这类陶纹，也有较写实的动物纹、植物纹，不少陶器是线、面的巧妙组合。即使这样，不少写实性的陶纹，也是用线勾描而成的。线条的形态丰富多彩，少数陶器竟然全部用线条去装饰，非常特异。
    在晚期彩陶中，网纹的比例增多了，河南荣阳秦王寨遗址出土的陶器，网纹成了习见的纹饰，动、植物纹饰相应减少了。荣阳秦王寨出土的一只彩绘陶钵.通体以交错和垂直的线条为饰。颈部线纹作:     这一种风格，在马厂型彩陶、辛店型彩陶、半山型彩陶中都不鲜见。从造线的技巧看，不少陶器的线纹或围绕器腹，或垂直而下，或倾斜而下，或作曲状.或作波状，粗细不等，长短不均，有的粗犷，而有的却极秀逸。彩陶上的线条，当然不是文字，更谈不上书法。它们之间的关系，在于彩陶的线纹在线条及线条的组织上，已有明显的求美意识，而这正是书法艺术的灵魂。可以这么说，造线与组线(按汉字的结构)正是书法的两条基本原则。如果石兴邦先生的研究成立，即彩陶上的线纹，有不少是符号性的，那么，彩陶以符号性的线纹为饰岂非殷盘周鼎的先声?这便将我国在器皿上以文字为饰的风尚上推了三千年左右，一旦文字产生，那种“符号性的装饰”便为文字的装饰所取代，这也是合乎逻辑的发展的。 “书画同源”只是一句正确而浮泛的话，大汉口陶尊“文字”，则提供了实证。这个符号，展示了中国文字草创时代的“书画”混同形态。中国文字的“远祖”，竟是形近绘画的线构符号，竟是陶器上的装饰刻纹。这种情形，与其后殷盘周鼎汉铣上的铭文，俨然一脉相承，所不同的只是，后者是已用成熟的文字上器。从准文字的符号到纯文字，在这漫长的时期，以字上器，求其美观，说明中国文字在其孕育期、诞生期，便已与美感难分难舍、融为一体了。
    这种装饰思想的萌芽，对于“写字”能成为艺术，关系很大。或者说，“写字”之所以能成为艺术，有审美的价值，是古人以线条作装饰的习俗的自然延伸，审美思想，早已植根了。
    文字的产生是一个极漫长的过程，并非先有了什么“造字”之法，再由一两个人“造”出字来。郭沫若先生说过，半坡村遗址出土的彩陶器物上的花纹，可以说是最早的“书法”形态。彩陶上的不少线条组构，如“米”等等，确实有着“书法”的韵味。所以，从彩陶而至西周青铜器，便是从有“书法”韵味的线纹装饰向以文字为装饰的过渡。这个过渡，正是形式的演变、发展与美感的滥筋。其间，我们可以寻觅到在形式及精神上的承袭线索。书法艺术因文字的产生而在形式上得以确立，完成了漫长的孕育期。在美学精神上，因早已用线条为装饰，故美感之渗人线条，由来已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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