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的文学和艺术，一般表现为寓巧于拙寓美于朴的作风，在经济发展、统治阶级肆意剥削纵情享乐的东汉时期，这种作风是不能满足精神生活的要求的这就必须变革。但是。东汉又是保守势力极强固的时期，变革必然受到大的阻碍。要实行变革，非有特殊地位的人出而提倡不可，汉灵帝终于代表变革派担负起提倡的责任。汉灵帝在政治上是一个极昏基的皇帝.在文学艺术上却是一个有力的变革者》他招集辞赋家、小说家、书法家、绘画家数十人，居鸿都门下，按才能高下受赏踢。保守派首领杨赐斥责这些人是“群小”，是“驩兜共工”;又一首领蔡邕斤责他们是小才，是排优因为汉灵帝想利用变革派来对杭大学名士所以不顾保守派的反对，待变革派以不次之位，让他们做大官。这样，文学与艺术在变革派的影响下，开始出现了新的气象，也就是说，质胜于文的旧作风开始变为文质相称的新作风.

    正是在这场思想变革的影响下，无论旧的保守势力如何抵御，草书热使东汉的书法艺术迅速发展到了高潮，从崔缓到张芝—汉代的草圣，七十徐年间，特别是汉灵帝熹平、光和时代(172-184)，草书成为各体中最受文人欢迎的书体，所谓“惟六书之为体，美草法之最奇”。这种艺术上的突破在书法史上是划时代的创举，在这种形势下，其他书体也相继进人了文人艺术家的创作领域。    西汉从武帝时，开始通西域，汉代的疆域空前地扩大，中国的文化得以向外传播。汉开西河四郡，置西域都护，向南置日南、九真等四郡，到达今日的越南;向东置玄冤、乐浪四郡，到达今日之朝鲜，其后汉字文化再由朝鲜半岛影响了日本;东亚的汉字文化圈即由此形成。朝鲜半岛乐浪郡古墓曾出土西汉末永始元年(前16)的漆盘，上有隶书铭文，它和现存日本的东汉光武帝时代所赐“汉楼奴国王印”，都证明了汉文化的影响。这是中国书法向东亚国家最初的传播。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汉代与西域的交往，使西北地区驻守边关的设施大量增加，晚近出一的大量汉代简犊，即多是驻守边关的将士所书。其间可窥汉代书体演变的轨迹，并为后世保留了内涵丰富的汉代书法。作为墨迹手书的汉代简犊，展现了前所未有的多姿多彩的风格，成为后世书法艺术汲取营养的宝库。来源书法屋，书法屋中国书法学习网。    汉代的书法蔚为大观，我们将汉代书迹分为墨迹类与金石铭刻类两大类别。墨迹类主要包括:帛书、简犊书、纸书、壁书和陶书。墨迹手书清代之前发现甚少，20世纪的考古发掘，使我们有充分的证据纠正清代以前关于汉代书法的种种陈说。金石铭刻类则主要包括:汉骨文、汉金文、汉碑刻、汉砖瓦铭文以及其他铭刻文字。金石铭刻类文字，因其渗透着工匠的高超技艺，所以其与墨迹类不同之处，是许多作品中表现了当时的工艺装饰意味。在这两大类书迹中尽管其书体类别主要以隶书为主，但因汉代是书体演变迅速发展的时代，所以无论是旧体还是新体，止体还是俗体，都得到了充分的艺术表现。    汉代的书法在工具材料使用上，较之前代有了飞跃的发展。史载蔡伦献纸于东汉和帝元年(105)，而今天的考古资料表明，西汉已经有了纸张。1991年秋，甘肃汉代敦煌悬泉置旧址出土了新莽墨迹残纸，考古专家鉴定为麻纸，有力地证明了纸张在蔡伦之前已经较为普遍地运用于书写。据唐张怀瓘《书断》云:“左伯字子邑，东莱人，特工八分……亦擅名汉末。尤甚能作纸，汉兴用纸代简，至和帝时蔡伦工为之，而子邑尤得其妙。故萧子良答王僧虔书云，子邑之纸，妍妙辉光;仲将之墨，一点如漆‘伯英之笔，穷神尽思;妙物远矣，遮不可追。”“可见汉代文人书法家，在书写材料工具上已从一般的实用进而讲究至艺术的追求。    除纸张外，“帛”亦是汉代书家的主要书写材料。帛不易保存，但今人仍然通过考古发掘获得了长沙马王堆、敦煌悬泉置等地的汉代帛书资料。史载张芝池水尽墨之刻苦训练，正是以“帛”为之，“凡家之衣帛，皆书而后练”。纸和帛的运用，打破了竹木简牍的狭窄书写空间的限制，成为书法发展有力的物质基础。
    当代出土的居延汉笔、武威汉笔、敦煌汉笔均制作精良。居延汉笔上刻有“白马作’三字，证明当时已有了制笔的笔工与专门行业。笔杆与笔头的制作、配合都十分先进，笔头具有尖、圆、齐、健的特性，可以在用旧后换下，以新笔头替代。另外江陵张家山、凤凰山汉墓出土有装在竹筒中的笔、墨、砚牍、削刀，说明文房用具的配套已十分考究。所有这些都为认识汉代书写工具材料的先进性，提供了有价值的证据。    中国古代书法史的前段，我们称之为书体演变史.其后段，我们称之为文人书法流派沿革史。汉代的书史既包含了前代的总结，又开启了后代的新局面，是承上启下的重要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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