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古代学问家的传统而言，史学的方法就是集资料，立卡片、做考据、作排比，“述而不作”或是春秋笔法。史学家个人态度掺入得越少，作为信史的价值就越高。虽然也有许多史学家窝褒贬于史述，毕竟不是一种观念现象而且也不占主流地位。由是，对同样的史学目标(或对象)，用观念的方法应该是批评的、论证的，而用
  “史学”的方法则是描述的。大量资料作一排比就算是《书学史》，尽管其中也还是不无偏激之处。直到20世纪80年代，几种书法史著作也还不无当时的影响:叙述的而不是批评的。在当时书法史的局部成果还十分有限的情况下，要求有一些很鲜明的史学意识，实在也是太难为著作家们一一他们还找不到这样做的出发点。
    对于书法史学研究而言，它们是必不可少的。各省市的书法理论讨论会，还有一些有相当水平的史学论述，汇集成一个有轮廓的成果集群，但是，从总体上说，我们还是看到了史学一冀的落后面貌。其主要的症结，是在于书法史学家们并未养成一种新的史学观念:用思辨的方法去对待实际存在的历史现象。
    严格说来，没有一种书法史不是对历史的批评—即使自称是“述而不作”，只要有对原始材料的取舍，只要在遣词造句上有差别，在分章布局、所费篇幅和叙述侧重与否上有不同的处理，就有了作者的批评意识在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但主动的思辨及评价与被动的描述之间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思辨与批评把材料看做是立论的起点和基础，而描述则把材料的展示看做是终点。因此，传统的描述式的书法史著作之间具有极大的重复性，不能另造一个颜真卿的生年或改变王铎的生涯，只要历史事实不变，描述的基本内容就不会变，于是除了详略有别之外，不同作者的书法史也许大同小异，并无个人的特色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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