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代以简牍为书写工具，已为习常。周代书籍，统称方、策。《中庸》:“文、武卿之政，布在方策。”策用竹，又称毕，《尔雅·释器》:“简谓之毕。”郭注:“今简札也。”方为木，又称犊，金愕《周代书册制度考》:“方一曰牍。《说文》云:‘牍，书版也。’《论衡·量知篇》云:‘截竹为简，以为牍,加笔墨之述，乃成文字。断木为堑，折之为版，力加刮削，乃成奏牍。’此简策用竹，方版用木之证也。”这些，都足以证明，周代已以简犊为书了。竹木为书，较之刻石镂金，自是方便。且当时毛笔、墨之类也已付诸实用，既然如此，为什么出土故物，简木少而金石多?原因之一，恐系竹木质易朽，久埋地下，已复腐坏，而由此又再推之，既然竹木书写方便，何以周人仍大量铭金为文?那么，镂金的意图可以推知了，便是欲久存以为纪念，以示郑重。而铸刻于金属器物上的文字，其求美观也是必定的，这不同于以竹木写字，纯为实用。比较一下汉初简书与周之铭文，简书自由，随意而成，都无定体，而铭文则凝重、内敛，装饰性颇强。从书法意义上说，凡刻、铸于器物上的文字，一定要有助于美观，这便是最早的书法审美观念的萌发。金、石文字的书法意义即在此，在其前的甲骨及其后大量出现的汉简，因非器物，书写者主观求美的意识，必定不如镂金刻石者明确。金文之富于装饰美，看看《毛公鼎》《墙盘》《夫毁》《散氏盘》《大孟盘》即知;石文之美，看看即知。这些金、石文字，书写者是小心翼翼为之的，字距行距已非甲骨的错落纷布，亦有别于汉简的自如，.而是力求严整，端肃，这种不敢苟为的主观意识，是十分明白地表现了出来的。这对研究书法思想很有价值，用今人的话说，便是书法意识的萌生。字距行距的处理，是所谓大章法，大章法是求整体效果的美，而结体及笔法则是追求细部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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