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分有识之士鉴于“书法热”的表面繁荣下潜伏着深刻的危机，开始呼吁书法的专业化，而经过了“国际书法展览”、尤其是，全国第二届中青年书法篆刻家作品邀请展”的评选之后，书法界开始总结经验、并初步整理出一套较有成效的评选方法来。因此，全国书展在质量上可谓是“官办’大展中最具有形象的一届。  应该说，没有一个展览的评选能绝对公正不带任何偏见与失误:第三届书展的评选使一大批知名度很高、对书法发展有过汗马功劳的老书家作品落选，也使一些颇有成就的中青年书家被淘汰了，至干热心于书法的各级官员更是很少有可能参展。愤愤不平之声时可得闻，这证明了它的成功:它触动了书法界十年结网而成的等级森然的规定。
    尽管评选者们对无法彻底消灭那些“照顾”之作而深感头痛，同时，又对评选时不得不考虑到的地区差无可奈何，但他们还是尽了最大努力。落选作品中肯定有一些好作品，被选上的也会有滥竿充数之作，但这种种偶然在个人看起来是不公正或者失败，在整体上说却被相对崭齐的展览水平所掩没。甚至不妨说，即使是落选而显然有误者，在个人是牺牲，是奉献;而对书法评选的走上正规却是提供了坚实的基石，他们的奉献同样是有功于历史的。以名望、地位、年资为准取作品的弊习在评选中市场越来越久艺术面前的人人“平等”即是把每个书家的作品放在一个公平的竞争机制中，优胜劣败。一个经验丰富的老书家可能有很好的水平，但他如果不思变革，安于旧貌，那就有可能在竞争中落伍。一个卓有成就的青年书家可能声誉颇隆，但他可能这次发挥不正常，那原有的声誉丝毫也不能帮他的忙，他还得为在竞争中取胜而努力寻找最佳创作状态。即使在某一次大展中的确受到不公正评判，那么只要竞争机制存在，书家同样可以东山再起—可见，一时一，人的浮沉并非难以逾越的问题，关键是竟争机制的构成，只要有了后者，一切都会迎刃而解。全国书展虽然还未做得尽善尽美，但它开了一个成功的先例。从评选队伍的年轻化、专业化，到评选尽量注重公正性和公开性，当然还有科学性，我们看到了它与前两届全国书展截然不同的改革体格，更看到了新一代书法活动对工作素质与人员素质都开始走向高水平要求的倾向。它的背后，则隐含着新一代书法中坚崛起的历史内涵。   新时期书法在起步前并没有太多积累，它需要边走边看，不断根据客观来调整自己的方位与步调。全国书展的形式，本身就是最好的调整与亮相。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又必然是当时、当事的书法文化心态、书法活动模式的集中体现。从第一届书展的“诸侯会盟”到第二届书展的“折衷统一”到第三届书展的“专业化、年轻化”评选，一步一个脚印，正可看做是十年间书法发展的三个大段落。其间的起承转合关系令人一目了然。每种形态都有其必然如此的规定性，也有其迫不得已的被动选择的随机性。而提供如此生动丰富的实态记录的，我们不得不归功于中国书法家协会这个全国书坛最高权力机构，它的大一统权威和有效的组织机能是首屈一指的。
    负面的效应当然也不久由于书法在当代属于新兴，又骤然构成一个“热”的潮流，许多习惯干书斋生涯的书家对此无法适应。又由于书家自身素质的制约，因此许多书法家协会貌为书法专门组织、实则对书法活动反而多有阻碍。这种阻碍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由于书法初兴，人术物质、活动空间、经费皆是两手空空，为了尽快打开局面，不少省市书法家协会以中国社会生活中“官本位”习惯势力为依据，开始大量延请省市领导人作为协会的主要领导一一作为一种交易，在捧送名誉主席、名誉顾问等桂冠的同时，也利用领导的便利筹到活动经费、场地、编制等等。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本来也不失为一种权宜之计，并且它也的确有见效快的特点。书法作为艺术的观念历史既太短暂，其优劣评判标淮也一直太宽泛，又加它本身的抽象特征，一般人很难跨越的基本功如绘画的造型训练、音乐的音阶练习、舞蹈的形体ii"练等规定，在书法中表现得特别含糊不清。这也使与书法并不相干的领导人可以心安理得地坐在书法殿堂中毫无愧色，并在一片违心的捧场声中忘乎所以，俨然以大书家自命不凡。干是，优秀的提携支持者变成了拙劣的阻挡潮流者。书坛充斥着一种啼笑皆非的怪现象，书法展览必须悬挂外行的作品。书法活动必须聆听外行的训词，相比之下，只有专业化特征较强的书法理论，大腹便便的领导人无法介入。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各省，乃至全国书法家协会，很少有能逸出这一格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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