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兰亭论辩”在很多具体环节上都有类似问题。“兰亭论辩”之所以一直提取不出公认的结论，就是因为论辩双方的立场太多，针对对方的辩驳常常不是抓主流的基本观点;而是一枝一节的只言片语，即使有时辩出个究竟，但也干事实无补。而且，高层次的辩论还应该站在对方立场上考虑问题，对有些观点即使不合已意却要有理解的诚意，除非理解之后发现还有逻辑上的问题，才有必要进行深入的辩论。往往双方争得面红耳赤，仔细一想其实双方的观点并无大外，只不过强调的面不一样像这样的情况，理解就能使双方沟通而毋须事事论辩。郭沫若同志在《<驳议》的商讨》及《(兰亭序)与老庄思想》两文中都提到世传羲之《十七帖》是有隶书笔意的。
    体会不出是个人的问题，并不等于对象没有，至于《十七帖》是否有隶意，这看它与什么相对。与隶书或《平复帖》、《李柏文书》相对，它并无隶意可言;但与唐人行草即使是王羲之传本中的《频有哀祸帖》、《快雪时晴帖》相比，那它就是很有隶意了‘一与后来的成熟行草大相径庭而保留了某些早期的风范。以理解的角度出发，郭沫若取的当然是后一种比较，因此即使个人体会不出，也不必专门拈出辩驳。它至少比《兰亭序》更有隶意些，作为一个附证完全成立。
    那么反过来看郭沫若，我们也发现他的不能尽如人意。以“隶书笔意”作为判断《兰亭序》真伪的标准，仍嫌太笼统。一个《十七帖》的问题当然好办，而标准的相对性在理解历史发展时很有价值，一旦要用来确定某一作品的真伪时，它又显得不够稳定。从真正的隶书到三国时方正的隶变。从古章草到《平复帖》、《李柏文书》再到《十七帖》还有汉简、晋简中那些十分飞动的笔法，究竞“隶书笔意”界定在哪一段呢?如果能再具体点，便会少去许多缠夹。当然，一个时代的书法风格变化跨度很大，要明确划出哪一种才是标谁，不但很困难，而且现存已出土的是否是最典型的史料也很有可疑。因此，这样的工作实在无法去做。一个时代的体貌虽然多变，但终究会有它的“总和”形态，以郭沫若这样的能力，又是兰亭论辩的第一个发难者，他也许应该提出一个相对明晰的跨度标谁。  “问题是在汉与唐之间这将近四百年间的变化，南朝比北朝要变得快些，是可以肯定的。但在王羲之时代便要变到《兰亭序帖》那样的字迹，没有那种可能”。                                                           
    这就是在界定标准了。排除了《兰亭序》风格存在的可能性，当然应该更近隶一些，但是怎么才算是这四百年中可以容纳的变化跨度呢?仅仅是《王兴之夫妇墓志》、《谢鯤墓志》、《平复帖》、《李柏文书》、《颜刘志》或许还有《十七帖》之类，就是这四百年的变化成果?能否用概率的方法揭示出四百年间书风变化的上限或下限?   在兰亭序论辩中，当然也会有一些不和谐氰在20世纪60年代那种政治文化环境之下政治的压力与观点相异所带来的意气用事，也还是时时出现。郭沫若引康生的话，本来也许只是一般的论证需要;但以康生的权倾朝野，使反对者投鼠忌器，许多意见是不敢随便发表的。这就在客观上造成了一种千预的阴影，明显不利于学术讨论的正常开展。后来的事实证明论辩者的这种担心并非多余。其实，郭沫若凭自己的水平完全有能力建立起疑古的观点学派，借康生的权贵之说纯属多此一举，反而使他的形象降低，而高二适的驳议本来远不是郭沫若的对手，但因他生性耿直、傲视权贵，在文中公开点康生的名，却使后人由衷地敬佩他的人品，对他的文章与观点也分外看重几分。像这样的情况，本来是正常的学术讨论一一又是如此专门的讨论所应当避免的。无论是拉权贵来助声势，或是人们故意看重高二适，其实都未见得是在实事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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