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书风的逐渐融合，既有表面的作品现象，也有其蕴含的文化艺术精神，与隋唐持续统一的历史进程同步发展。    汉晋承隶变之积聚.俗字从生。其中多有影响书法结体者。《魏书·世祖纪》载始光二年，“初造新字千余”，诏“颁下远近，永为楷式”，是以文字变乱尤甚，《颜氏家训·杂艺》所谓“北朝丧乱之余，书迹鄙陋，加以专辄造字，狠拙甚于江南”者殆此。对某些书体和作品类型而言，字形结
构与书法风格关联紧密，如造像记用规范字改写，则易失其质朴生动之美，用标准楷书结构写汉隶，也不得其味。颜氏续言:
    惟姚元标工于楷隶，留心小学，后生师之者众。泊于齐末，秘书缮写，贤于往日多矣。
    在古代，文字规范与书体规范往往被视为一事，正字则牵连正体，正体必求善书，故尔颜氏做如是说。又，《隋书·经籍志序》载文帝平陈以后，所得图书“纸墨不精，书亦拙恶”，因以“召天下工书之士，京兆韦豁，南阳杜额等，于秘书内补续残缺，为正副二本”。召天下工书之士，集于秘阁缮写，为南北不同书风提供了极好的观摹、交流和传播的机会。又，韦述《集贤院注》称“隋旧书用广陵麻纸写，赤轴绮带，最丽好”，表明书法的南风北渐，已初见成效。又，《隋书·百官志》载，秘书省“加置楷书郎员二十人，掌抄御书”，场帝时加至三十人;国子监设书学，置书学博士，招收学生若干。政府此举，书法楷模只能取自江左，章表小字用其所长，碑版大字则兼蓄北派。    王褒人北周，已开南北融合之先。这种书法风气的转移，来自文化的由低向高、由粗陋向精致发展的驱动，虞龢《论书表》所言“古质而今妍，数之常也;爱妍而薄质，人之情一也”即此意。人隋，南北名家萃集，即使没有政府的选择与提倡.斯风仍会持续转移，这只要看碑版楷法的变化，即不难想见其大概。北朝碑版的底蕴来自八分铭石书，虽经书体演进和风格变迁，隶意仍存其中。欧书奠基于江左风规，后以碑揭之故，改习北派，既有雅正精致，复能戈戟森严，遂成隋及初唐大家。相比之下，虞书乃纯然南系，褚字已开有唐楷法新风，是以论南北书风的融合，当归结于欧阳询。历史地看，如果隋朝不是定都长安，如果没有持续兴盛的碑竭之风，那么南北书风的融合，将会缓慢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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