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是一门书写文字的艺术，古代的书法教育和识字教育紧密结合在一起，并被当作是“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的根本性大事来对待的。《周礼·地官·保氏》:“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日五礼，二日六乐，三日五射，四日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这是周代教育贵族子弟的内容。六书是指“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六种造字法则，是文字之学。学童八岁入小学，先由史官来教学童以六书，所以汉代以后又称文字学为“小学’。当时的课本有《史描》十五篇，为大篆。教书写，自然要包括教会学童如何执笔、使转和达到字迹美观，虽然当时不一定会有艺术意识。    秦始皇于二十六年刚统一六国，便下令统一文字。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叙述了这一过程:由于七国“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领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爱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箱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是时秦烧经书，涤除旧典，大发吏卒，兴役戍，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李斯的《仓颉篇》(仓一作苍)有七章，赵高的《爱历篇》六章，胡毋敬的《博学篇》七章，都是以四字为句，两句一韵，每章一韵到底，并常常将同义、近义或反义词编排在一起，便于诵读、记忆、对比、辨析，以小篆写成。从出土汉简实物知道.《仓颉篇》开首数句为“仓领作书，以教后俐，幼子承诏，谨慎敬戒。’故以‘仓颉”两字名篇。《爰历》《博学》亦类此。这三篇字书由秦官府颁行天下，以教学童识字，同时作为统一的标准文字责令各地实行。秦始皇三十四年为了统一法度，采纳李斯的建议，又下了焚书令，将天下非《秦纪》的史书，《诗》《书》及百家语全部交官焚毁，谈论《诗》《书》，以古非今者治重罪，只有医药、卜笙、种树之书不在焚烧之列。另外允许学法令，只能以吏为师。至今湖北、四川、甘肃等地秦墓中出土的竹简木犊，内容多是抄写的《秦律》和《日书》，字体是古隶，证明了焚书令在秦代各地执行之苛严，也说明了当时“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这说明在战国末期的秦国至秦朝，隶书是较通行的辅助书体.“以吏为师’，所教的律令，其书写的书体，往往也就是这种隶书。    秦末，刘邦人咸阳，诸将皆争夺秦官府宫室的金帛财物，而萧何独自先取秦朝承相、御史执掌的律令图书收藏起来，从而帮助刘邦在军事、财赋和政治上掌握主动权，了解天下之要塞，户口之多少，形势之强弱，以及有哪些苛政峻法给百姓带来疾苦。在西汉政权建立后，承相萧何又裙ttF秦朝法律，取其适宜于当代者，制定了汉律九章。其中《尉律》规定:“学童十七以上始试，讽搐书九千字，乃得为史。又以八体试之，郡移太史并课，最者以为尚书、史。书或不正，辄举勤之。”。学童自小学习文字之学，接受识字和书写教育，到十七岁以上为成人可以处事时.始可参加考试，能背诵《尉律》之文，并取《尉律》之义推演发挥而缮写至九千字以上者，方可去当郡县起草和掌管文书的诸曹椽史。诸曹椽史的数量是庞大的，西汉时郡太守光书佐即定员十人。另外，又以秦代的八体书，即大篆、小篆、刻符、虫书、摹印、署书、受书、隶书来对学童的书迹进行考试，优秀者由县推荐至郡，由郡推荐至中央，逐级选拔，最后由太史令将这些书法优秀的学童集中起来再进行考试，最优者授以尚书、御史、史书令史等主书的官职。东汉的制度是:能通《仓领》史篇.可补兰台令史，满一年补尚书令史，再满一年，就可当尚书郎气在汉代，低级的文吏有可能逐渐升迁为长吏乃至二千石的大官，如赵禹、尹齐、丙吉都是以佐史逐渐升迁为大臣的。“能书’是文吏必修的一项业务，有些武职吏也兼修这一业务。因此，即便是一些戍守边睡的小吏，一有空暇就练习书法，上级也将“能书’作为考察、提拔小吏的一项条件。在敦煌、居延出土的汉简中，能见到不少这方面的实物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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