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书法有两大潮流，一为碑版，一为简牍。碑版多数是显贵者用以彰功业，纪事功，刻于石，立于显要，以图永存。而简牍或为故有典籍，或为司徒文书，削竹斩木以书，或存之私室、或存之公署。两者不单工具迥异，且用途亦不同。
    但是，论书者却罕言简赎。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二，其一是简犊至近代才大量发现;其二，正统的士大夫书法观颇不以“俗书”为意。实则，简犊的价值有在碑上者，如，它为手书真迹，这便不是刀治的碑版所可比的;再者，简犊多为西汉之物，而碑则以东汉为多，在时代上也早得多。
    如同文学一样，汉有赋及乐府之分，前者为士大夫文学，后者为民间文学。两者交辉，互不掩抑。在文学史上这是早已解决了的问题，今天，有谁会鄙薄民间俗文学的乐府呢?汉代碑版，书中之赋是也;简牍，乐府也。试看数达数万片的简犊书，虽随心任手而为，却姿态万千，奇境迭出，实可谓天籁!此如乐府，心有所感，随口而歌，无斧凿雕饰之弊，自如、自由，且自在。
    形式上的自由，反映了观念上约束极少;形式上的多样化，说明了观念上的多元。虽然简犊书的抄写者有什么样的书法观，无可察考，但从简书的既成现象看，也可推测他们的书法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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