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形态和风格尽可以如同万物生长那样多种多样，自由发展，而无人为的贵贱高低之分。但是，上个世纪80年代“书法热”风起云涌，书法展览体制应运而生，这一机制为书法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久而久之，却发展到偏一乃至极端，走上了“偏道”。之所以说“偏”，是因为这一机制导致一条重要原则，这就是：凡是入选“国展”的，便是“正统”的，便是“高水平”的，否则便是“野路”的，“低档次”的。所谓“国展’成为衡量书法家及书法作品水平高低的“强权”标准。或许书法当权者会说：我们并没有强令书法家们围着“国展”团团转，书法家和书法爱好者尽可以“百花齐放”。然而，当“中国书协”成为书法家“朝野”之分的唯一标准，而是否入展“全国书展”又成为能否加入“中国书协’的重要标准之后，书法家们难道还有其他选择余地吗？如果这根“指挥棒”出现偏差，书法大潮出现偏差就成为在所难免之事。

书法在退化，退化得越来越丑，而且丑得冠冕堂皇，丑得理直气壮。原因在于，一些掌握着书坛话语权的人们，按照他们的意志，变换了美丑标准，把明摆着丑的字体，贴上“创新”流行书风”“现代书法”等标签，然后宣称：这就是当今的书法之美。与其说这是“指鹿为马”，倒不如说这是“皇帝的新装”更确切。谁要是对这些“丑”字提出异议，只消轻易地给你扣上一顶“不懂”的帽子就行。我们这个民族曾经深受“浮夸风”之苦，当书坛的“浮”症出现时，便令人分外忧虑。当我听说一位书协官员宣称：全国至少有1亿人在搞书法时，第一个感受便是：书法大跃进来了。如果说凡是动一动笔头的人都算是“搞书法”“1亿人”也许并不夸张。然而，动一动笔就真的算是“搞书法吗”？写毛笔字的真的都是书法家吗？书坛是个大杂烩，只要他想要这个名，就可以自命为书法家。特别是不少官员对书法“情有独钟”，以特殊身份“强势”进军书法领域，成为当今书坛一“景”。中国的书法传统，原本倒真是官员和书法家不分的，书法作为士大夫雅玩的“余事”，不少官员本身就是书法家。区别在于：古代的官员本来就是书法家，而现在则是先成为官员，然后顺手拿一顶“书法家”的桂冠戴戴。

百病均可医，唯俗难治。书坛之疾，其俗在骨。试举一例：一位行政级别不低的“狂草家”，“狂飙”一般惊现书坛，作报告，出集子，风光无限，真实水平，明眼人一望便知。然后，却有不少书坛权威人物，纷纷出面喝彩叫好。这位官员我也曾有过一面之缘，感觉还是不错的，不失儒雅之风，他对书法，确实是出于个人爱好。问题在于，凭他的身份，一“爱好”，别人便针对他的“爱好”“闹”起来。一般人瞎起哄可以理解，问题在于，书坛权威也无原则地跟着吹捧，除了“俗”气熏天，还能再说些什么!书画同源，书画往往密不可分。但我们应该看到书法与绘画，还是有区别的。我们固然不能轻易下结论，说学书法比学绘画要艰难，书法与绘画要真正成功，要成为大家，都是十分艰难的，但是，学书法比学绘画更难以入门，却是客观现实。在书画市场，卖画却比卖字容易得多，价格也要高得多。在一个区域，卖画致富者肯定多于卖字致富者。书法的确是寂寞之道，乃至贫穷之道。对于大部分书法家而言，如果他没有其他经济收入，单靠书法肯定是难以度日的。许多书法家的主要收入，是靠办书法班，教小朋友学书法，这些书法班的小朋友中的佼佼者，靠书法上美院，毕业之后，可能仍然不得不走上他的老师办书法班教小朋友的老路。书法家这种物质上的贫乏，极有可能影响到心态，影响到操守，影响到对书法理想的追求。关键在于体制僵化。中国的书法体制仍然是“计划体制”。这个体制的基础，是以全国书展为主体的展览以及相应的评奖体系。几十年一贯制，按兵不动。按理说，各级书协都是群团组织，各类活动属于群众性文化活动，但实际上，由于书协组织的特殊性，书协的官方色彩非常浓重。书协组织也由此而带上了一定的“衙门色彩”，所开展的活动，也就不可能仅仅是“群众性’的。比如“国展”，尽管每办一次，都引来很大意见和争议，但“国展”就是“国展”，只要其“国”字号身份摆在那里，它就始终可以牛气冲天。或许有人会说：除了“国展”，全国不是有许多书法活动在开展吗？是的，群众性书法活动确实不少，但在众多活动中，起主导作用的依然是这种书法体制。为了增强活动的“权威性”，举办者在经济能够承受的情况下，总是想方设法挂上“中国书协主办”之名，挂名费自然是不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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